吴冠中：徐悲鸿是“美盲”

┃微斯人，吾誰與歸

吴冠中
大路艺术

© 李怀宇／文

　　《我负丹青——吴冠中自传》一书读后，我再看吴冠中画作，别有会心，深信那是当代不可多得的妙品。从此时时留意吴氏作品，并萌生了访问吴先生的念头，可惜托朋友致意，得知吴先生当时身体并不太好。 
　　吴冠中的艺术起点是杭州国立艺专。校长林风眠身后是大师，生前却坎坷。记得黄永玉纪念林风眠的那篇文章结尾说，九十二岁的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，上帝问他：“干什么的？身上多是鞭痕？”林风眠回答：“画家！”而林风眠培养的学生，在法国的赵无极、朱德群早负盛名，留在国内的吴冠中、苏天赐也自不凡。 
　　2006年8月25日，我在南京，一清早就给苏天赐先生家里打电话，一位女士接电话，很有涵养地告诉我：苏先生在医院做化疗，希望等他身体好些，到家里坐坐。后来朋友告诉我，当天下午苏先生就去世了。从此，我访问吴冠中先生的愿望更强烈了。 
　　2007年春节后，我打电话到吴冠中先生家，恰是吴先生接了电话，听得出他中气十足，欣然约定北京相见。一听他家在方庄，我笑了：出版家范用、曾彦修，学者陈乐民和资中筠夫妇都住在那里。2007年3月21日，我如约来到方庄吴家，见家中简朴，与其他文化老人的住所并无大别。我却心生感慨，毕竟见识过太多画家的豪宅，而吴冠中的画价可谓“当代第一”。 
　　吴冠中先生给我第一印象是一位诗人，而非画家。叙了几句家常，他便急切地问我前一天拜访过的杨宪益先生身体如何。我们的共同话题是杨宪益先生的打油诗，吴先生随口背出几句杨先生的诗，又说：“有一个英国美术评论家叫苏立文，跟杨宪益当年是同学。苏立文去看杨宪益，杨宪益把我送他的一张画给苏立文，苏立文一看，觉得这张画价钱太贵，不肯要。” 
　　吴先生又回忆起老师吴大羽晚年喜欢写诗胜于画画：“美是心灵的灵感，像诗一样。画家就像诗人，但是社会不需要诗人，因为诗人没有用的，诗人不会干活，社会不培养诗人。诗人自己有才华，努力创造了诗，震撼了社会，社会才重视诗人。诗人就困难了，社会开始是不要他的。绘画也是这种情况。我现在更重视的不是技术，我觉得技术容易学，三年、四年、五年就可以学会了，但是那种灵性、灵感、境界，往往是不容易达到的。技法可以一步步往上走，每一个阶段可以用不同的方法，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进人殿堂，这个殿堂是人文的殿堂，也可以说是诗的殿堂。

　　话题一旦深人，吴先生不失画家本色。他说：“我这个人嫉恶如仇，对有一些讨厌的人非常讨厌，而且公开地骂。当然，喜欢的人就非常喜欢。”正因这种性格，多年来，“笔墨等于零”，“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”的吴氏话语常常为人提起。我问：“有没有留意这些观点引起的争论？”他说；“我心里很坦然，我觉得我讲得非常对，完全都是真话。”我坦率地提出，当年他花精力去打《炮打司令部》伪作官司是浪费时间，他连声称是：“那是很荒唐的官司。端木正是我留法的同学，也劝我别打这个官司。当时心里老不平，老觉得这个官司讨厌，所以就与了《我读石涛画语录》。” 
　　我最感意外的是他“骂”徐悲鸿是“美盲”。那篇访问稿公开发表后，马上引起了一场大争论。几天后我恰巧赴一个画家的饭局，话题焦点竟是吴冠中的谈话。我顺便约了同座的画家杨之光接受我的访问，杨之光是徐悲鸿的学生，他的谈话算是对吴冠中的回应，这一来一往，画坛不免热闹了一阵。 
　　回想吴冠中批评徐悲鸿，自有渊源。1919年，吴冠中生于江苏宜兴，徐悲鸿1895年生于江苏宜兴，按中国传统是“老乡”，而且是相隔一辈的留法学生。然而，这两位老乡所受的艺术教育天各一方。 
　　1935年夏天，吴冠中为浙江大学咐设工业学校电机科学生，在全省大中学生暑期军训中与杭州艺专学生朱德群相识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有一个星期天，朱德群说：“我带你去参观我们学校。”吴冠中在中学时爱好文学，对美术兴趣一般，到了杭州艺专一见，大吃一惊：“好像孩子诞生以后，一睁开眼睛，这个世界是那么美丽！一见钟情，很快就人迷了，后来念念不忘。”一年后，吴冠中违背父命考人杭州艺专预科。校长林风眠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，当时师生们说：“我们是法国艺术学院的分校。” 
　　吴冠中回忆：“林风眠在教学上重中西结合，在宽松的气氛下才能培养出这么多学生来。但是国立艺专这当时唯一的一颗种子出来，很快就夭折掉了。”到了1949年以后，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艺术思想占据了中国画坛的主流，林风眠等人的思想受到批评，生活上也受到打压。这样，便可以理解半个多世纪后吴冠中对徐悲鸿的批评。 
　　当时我并没有主动提到徐悲鸿的名字，相信吴冠中心里早已想了很久，一旦有机会喷发，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事过多年，倒不妨听听吴冠中的一家之言：“中国的美术中，一种是沿袭传统，老一套的东西，这是没有前途的，这种东西可以说是花开花落，陈陈相因，一定会淘汰。这不改变的话，艺术不得了，所以五四以后，林风眠、刘海粟用西方艺术来改变。另一方面，保守势力，画老的东西还在。林风眠的观点是把西方的东西开放，而且中西结合，林风眠是搞中西结合的典型例子。刘海粟也比较开放，愿意接触西方的东西。徐悲鸿是完全反对西方的现代绘画，他学的是老的，他学老的也不要紧，艺术其实不分新旧，只有好坏，古画也有好的，不一定新的就是好。但是他的观点是要与实，不与实的东西他就看不惯，公开反对现代的绘画。他反对可以，但是他回来以后，在政治上占了很大的优势，跟国民党的要人有很多关系，他的力量比较大，因此推广他的现实主义，压制现代绘画。” 
　　吴冠中说他在中学时代看报纸，上面经常有徐悲鸿骂刘海粟，刘海粟骂徐悲鸿，中间徐志摩也参加，但是徐志摩的观点比较新，要开放一些。“这种情况之下，刘海粟的上海美专是私立的，比较开放，影响好像很大，培养了很多学生。刘海粟的艺术很新，但是功力不行。更开放的是在杭州的国立艺专，林风眠起到主要作用，因为是国立学校，有经费，教授一个月三百块大洋，当时的画家是没有这种待遇的，可以请最好的教员，比如吴大羽、潘天寿，高价请法国、英国的教员，所以杭州艺专很傲，瞧不起其他东西，觉得徐悲鸿的东西很幼稚，格调很低。杭州艺专的老师和学生，与徐悲鸿之间，可以说观念是完全敌对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是去看了杭州艺专，觉得很美，就改变了人生。如果我不是去参观杭州艺专，而是参观徐悲鸿的展览，或者是苏联的展览的话，我不会改行，觉得自己不喜欢那些东西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画的东西都是技术，而现代艺术是审美，审美与技术是不同的。是杭州艺专的美吸引了我。” 
　　吴冠中更说这些不同艺术观念的碰撞对后来中国美术有重要的影响：“今天我就明白了，过去我们中学时代，美术、音乐、体育都没有人关心，中国的美术水平也很低，老一代的科学家或者学者，有的人是‘'美盲’，相当多的人从来不接触美。现在提倡‘德育不能代替美育’，这是很好的。美是提高人的精神、思想质量的。道理上大家很清楚，但实际上一般民众对美的欣赏水平很低，看不到哪些是美，哪些是丑。比如说，有朋友是很有成就的医生，但是到他家里去，那里陈列的美术作品、工艺品非常庸俗。这种情况很普遍。早些年，有些作家、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，会议结束以后，去参观博物馆，西方的博物馆那时候抽象的东西比较多，西方的作家看得津津有味，但是我们的作家一窍不通。我们对美完全没有理解。这里面，徐悲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，他在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，因此他的力量很大。现在还在提倡现实主义、写实主义等等，但是我们提倡百花齐放，什么样都可以。我看现在的形势又在拼命抬现实主义，这当然可以，但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，美术的功能像诗一样，当然可以画插图，但这不是它的主要工作，主要的任务是创造美，创造精神世界。但是现在没有重视这一点，画过去的历史，搞出来的是一些假古董，很多历史画都很假。徐悲鸿可以称为画匠、画师、画圣，但是他是‘美盲’，因为从他的作品上看，他对美完全不理解。他的画《愚公移山》，很丑，虽然画得像，但是味儿（不够），内行的人看，格调很低。但是他的力量比较大，所以我觉得很悲哀。审美的方向给扭曲了，今天报纸上说要‘创新’，明天报纸上说要‘保护传统’，读者闹不清楚，人云亦云，不知往哪里走。传统也有很好的东西，但是祖宗的东西是放在博物馆里的，如果要临摹、抄袭，我们就受害了，因为画家要创新的话，要推陈出新，要‘推’！旧的不去，新的不会起来，现在要创新，必须要斗争。文化的发展，科学的发展，和谐是不行的，要创新必须要斗争。有人讲得很幼稚：‘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’，但在传统的基础上是不能创新的，在古人的笔墨上创新，那是很荒唐的。现在讲‘和谐’，当然，政治安定需要和谐，人与人相处需要和谐，但是，文艺的进步、科学的进步，和谐是进步不了的。和谐是大家你好我好，进步、创新是个斗争，是个战争，你叫大家和谐就是让大家休息。 
　　重温吴冠中的这些话，不难理解为何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。而试问浪奔浪流之后，中国美术界又有何新气象呢？

　　我告诉吴先生：“如果当年没有到法国留学，您的艺术会是另一番面貌。”吴先生笑着表示同意：“在法国看了几年以后，我完全理解，欧洲的高级艺术跟我们古代好东西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我回国以后讲，中国古代优秀的东西和西方优秀的东西是‘哑巴夫妻’，虽然语言不通，但爱情是甜蜜的。我到今天还是这样看，中国今天的好东西跟西方的好东西太相近了，完全一样。” 
　　吴冠中1946年考取公费“中法交换留学”，1947年赴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留学。同行赴法留学的熊秉明是著名数学家熊庆来的儿子，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。初到巴黎，吴冠中在三天之内把主要的博物馆看了一遍。一年后，他转人法兰西学院院士苏弗尔皮教授门下，大受启发。吴冠中说：“苏弗尔皮教授的几个观点使我很惊讶，他说：艺术有两路，一路是小路艺术，使眼睛舒服的，大路艺术是感动心灵，不仅好看，而且震撼心魂。现在的画家都是觉得怎么样好看，他讲这话是了不起的。他区别作品，一种是美，一种是漂亮，我们习惯说：‘很美！很漂亮！’他认为美与漂亮不是一码事，漂亮是表面的，小白脸啊，搽了口红啊，是漂亮，不是美。美是构成，整个结构美。而且他的画也很好，气魄很大！跟他在一起，很有好处，他每一次讲话，都指出你的要害，他一看你的画：‘漂亮啊！’这是贬义的话。他教的不是方法，而是观点，在观点上启发。比方说有一次，那时有一个女模特，个子比较高，上身比较长，头比较小，坐在那里，他问学生：‘你们看对象是什么感觉？’学生都说不出来。他说：‘我看是巴黎圣母院！’他这种启发给人很大影响。 
　　在巴黎，有日后都卓然成家的吴冠中、熊秉明、赵无极、朱德群，还有后来被电影、电视一拍再拍的潘玉良。吴冠中却回忆：“潘玉良是很好的人，但是画卖不掉，我们在吹‘世界名画家’呀，像这样的画家在巴黎不知有多少。客观地讲，潘玉良的画不算好，格调不高，她和常玉比差很多。常玉的画相当不错，有格调，有性格，我觉得中国人画油画到西方去的，常玉是第一个。常玉开始是花花公子，很有钱，后来钱花光了，有时画，有时不画，非常自由，非常任性，完全是艺术家的个性，不管明天，但是画得很有意思，最后是穷死了。他的画不值钱，一捆一捆的，几个法郎一捆，台湾一个画商买了，现在价钱很高。潘玉良一直在法国，画得不好，卖不掉，就用宣纸画裸体，也很庸俗，华人或是朋友买她的画。她的生活很困难，住在一个贫民区的楼里，在五楼，自来水只到四楼，五楼是加盖的，没有自来水，我星期天去玩，帮她提水。她人非常豪爽，好像男的一样，心地很光明，画稍微俗一点，但是人好像是大姐，很好的。” 
　　1950年，吴冠中在或去或留的问题上反复思考，与熊秉明等人讨论过无数次。此前，吴冠中曾给老师吴大羽与信：“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个角落，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，步步真诚地做，不会再憧憬于巴黎的画坛了。暑假后即使国内情况更糟，我仍愿回来。火坑大家一齐跳。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的学习，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。” 
　　当吴冠中满怀激情归来，迎接他的多是苦难。吴冠中在回忆文章中说：“回国后，我一直没给秉明写信，他等我总无音信，石沉大海，但聪明的他是读得懂无字碑的。我终于给他与了一短简：我们此生已不可能再见，连纸上的长谈也无可能，人生短，艺术长，由我们的作品日后相互倾诉吧！” 
　　当年吴冠中的画风和主流画坛大异其趣。他说：“这些东西当时是该批判的，不能拿出来的，要藏起来，万一抄家，他们不管什么东西都要抄走毁掉。我是分散地藏起来，当时我想：我这东西将来是‘出土文物’。以后会有人找得到，当时有这个自信。” 
　　吴冠中的生活相当困难。他在农村劳改时，听说周恩来请了一些国际上的知名华人回国参观，其中便有他在法国留学的老同学赵无极。有一次，赵无极想到吴冠中家来拜访，吴冠中告诉他：“你来可以，但是到我家里不要喝水，我家里没有厕所，喝了水很麻烦。”赵无极到吴家后，喝了很多绍兴黄酒，要上厕所，吴冠中只好带他到街道上好一点的公厕去。 
　　吴冠中一度被禁止绘画、写作。在自己的艺术理念无法表达的年代，他感到痛苦，甚至想不搞美术，用法语来搞翻译。他想翻译梵•高给弟弟的信，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，翻译的一些文章也被退稿。 
　　吴冠中决心主攻风景画。因为靠边站，他不是重要的教员，反而有时间画自己的画。他在劳动间隙作画，常背粪去写生，被学生戏称为“粪筐画家”。他说：“恐怕讲写生的话，没有第二个画家有我写生多。” 
　　回想数十年目睹的中国美术现象，吴冠中说：“这几十年来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突破，也许未来几年里会有所突破。现在看来，那些传统的也好，现实主义也好，尽管叫得很响，无可奈何是要垮下去。新的东西一定要出来，但是新的不一定好，新的东西必定会有好的出来的，时代是换了。中国的美术时代实在要换了，中国的美术是相当落后的，在国际上来比，比非洲都要落后。非洲直接从法国学来的，毫无阻碍学法国的，学欧洲的，我们却不能学西方。我看到非洲对西方主流的艺术都可以学，我们中国是唯一不能学的。我们当时如果要画印象派，是被禁止的。从这一点看，徐悲鸿对中国美术是起到负面作用的。” 
　　1981年，吴冠中以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团长身份赴西非访问，途经巴黎时与老友熊秉明、朱德群、赵无极会晤。熊秉明曾问吴冠中：“如果你不回去，一定走在朱德群、赵无极的路上，你后悔不后悔？”吴冠中说：“我不后悔。我们走的路不一样。我后来也免不了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，但是到了最后看，我愿意回来，还是今天的我。当时我走的时候，我和我的老伴感情好，山盟海誓，她说：‘你回来的成就，实际上是我的成就。’因为回来跟她有关系，她已经怀孕。” 
　　2002年，法兰西学院艺术院投票吸收吴冠中为通讯院士。通讯院士只授予外国人，法国人则为院士，朱德群和赵无极均为院士，与吴冠中并称“三剑客”。吴冠中这样评价：“赵无极在生活上是一个花花公子，但是人聪明。朱德群也很努力，画得也不错。我觉得他们是中国画家到了法国拿一点中国的味儿混在里面。在法国的花园里，可以开一朵政瑰花，品种可能带一点中国的味儿。我完全不一样，我是回到中国苦难的土地来，在荒土里面重新长出的花草，我与他们之间已经逐渐没有比较性了。” 
　　吴冠中晚年名声日隆，画价高涨，却从不失真性情，每每有惊人之语。“取消画院，取消美协”的提议，更打到别人的心里，难免引来哗声一片。 
　　同意也好，反对也罢，艺术界总避不开吴氏观点。我问起吴先生对这些争论的看法，但见他一笑置之：“我觉得讲得很平常，没什么可争论的。我讲的都是普遍规律，如果放到法国去讲，是当然的，但是在我们这里就引起争论了。” 
　　“笔墨等于零”是吴氏名言。吴冠中说：“很可笑的。因为中国很多的传统都是靠笔墨，不能画什么东西。社会上的画家很多，跟什么老师学一学，画个兰花，画个竹子，画个梅花，这几样东西，都是一样地画，没有绘画能力，说穿了，不是画家。因此他靠笔墨，你说不要笔墨了，就把他的生活打掉了，把他的饭碗打掉了。但是我觉得我讲的是真理。” 
　　吴冠中又对石涛、八大山人做了深人的研究。他说：“他们很懂！一本《石涛画语录》，大家都觉得是了不起的东西，但是没有几个人读懂了，我也很喜欢石涛的作品，我看那些老先生解释的，原来没有看懂。后来有一个机会，打官司的那几年，搞得我不能画画，专门找一本《石涛画语录》，一看恍然大悟，太清楚了。石涛的主要观点是‘一画之法’，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。后来我看到，很简单，石涛非常重视感受，就是现在讲的感觉、灵感。他讲感受是非常重要的，感受要用不同的方法画出来，同样的方法画不出同样的感受来，而且每一次的感受不一样，因此每一次的方法不一样。他讲这就是‘一画之法’，并不是具体的方法，‘一画之法’就是根据不同的对象、不同的感受，造出不同的方法来。这讲得非常清楚，和现在的观点是一样的，不过是语言、说法不一样，因此我们不懂这样的道理，不懂西方的艺术，就乱讲，把‘一画之法’，歪曲了。” 
　　我提到多年前看过的一种说法：“苍松翠柏在低处是碰不到一起的，要彼此长得很高，树叶就在高处相逢了。西方艺术高的东西和中国古代高的东西是高处相逢的。”吴冠中说：“对，真是高处相逢！他们对艺术的感受、艺术的结构、艺术的构成、艺术的境界、艺术的味儿，是完全相同的。我和李可染谈过这个问题，李可染在杭州的时候比我高几班，开始他也学过油画，油画是黏糊糊的，跟水墨很不相同，这两个东西怎么结合啊？这就像一座大山，沙子在两边，互相不见，彼此很隔膜，但是你往山上爬，一点一点地爬，到山顶上了，喔，相见了，相遇了！他也是这个观点。” 
　　文艺复兴时期，所谓的“文艺复兴人”是将各个学科结合在一起的，而不局限于某一个专业。吴冠中既画画，又从小喜欢文学创作，他说：“在十九世纪、二十世纪，西方绘画发展到重视形式，重视视觉冲击力，他们觉得绘画中文学性的东西不是什么绘画，所以他们反对绘画中的文学性：绘画就是视觉艺术。用他们的角度看有道理，但是我觉得是片面的，因为人是整体的，科学、文学、艺术都是一体的。现在钱学森、李政道这些科学家，都讲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。因此我也想到文学与绘画的关系，过去我也反对，觉得绘画不要文学，但是现在我想法不一样了，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关键。我们中学时代都喜欢丰子恺，雅俗共赏，但是后来学了艺术，就觉得丰子恺画得很简单，不是美术，现在看了这些乱七八糟、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再看丰子恺，觉得很亲切。现在看艺术和文学本身没有什么区别。比方说，我的老师吴大羽是绘画大师，但是到了晚年，基本上都在与诗，诗与得很有意思。他跟赵无极讲：我还是不想画画了，我想写诗，诗比绘画更有深度。过去有人讲：一切艺术都倾向于音乐。现在我觉得一切艺术更倾向于诗，音乐也还在诗的殿堂里面。绘画要思考的问题更多的是境界、思想，境界和思想是更重要的。技术只是基础，艺术要看境界的高低。现在艺术学院的学生文化水平偏低，这是致命的。” 
　　针对艺术界的现状，吴冠中认为：“现在艺术家完全泛滥了，有些根本不是画画的，而是专门骗人的！所以鲁迅说，宁可找些小事情做做，千万不可以当空头的美术家、文学家。现在不是空头美术家，是流氓美术家。” 
　　细究吴氏观点，不免让一些同行听来有“砸饭碗”之感，因为许多人已经习惯被“养”起来了。吴冠中却不主张画家被“养”：“要让生活来养他，让社会来养他，让苦难来养他。”而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。 
　　晚年吴冠中不再画大画，也表示不太关心市场：“画主要是情，必须是真情。太关心画价，一出来都是复制。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画价。现在市场的心电图不准确，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，是不算数的。”他画小画，写字，写文章，更多的是思考一些新想法，希望用呐喊的方式告诉百姓什么是美。 
　　纵观百年画坛，吴冠中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家，一生用笔打破陈陈相因的传统，努力融合中西之美，最终创造自己的风格。吴先生有言：“风格是作者的背影，自己看不见。”如今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仿佛欣赏一幅隽永的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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